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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职业是教师,那阵子上完课后就去ICU,佛过着双重人生——在学校和孩子们一起时,光亮、灿烂、鲜花;在重症监护室里,处处可见灰暗、黯淡和颓败。”湖北作家、冰心文获得者周芳的两部非虚构作品《重症监护室》《在精院》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两部作品是她过去几年在重症监护室、精康复中心做“义工”的观察体验所得。本职工作是院附属护士学校语文老师的周芳坦言,她曾回避院、疾和亡的话题,但人到中年后,这些问题再难回避,不如迎面而上。“我曾是习惯了‘活着’的人,‘活着’恋爱,评职称,‘活着’锱铢必较,蝇头微利,‘活着’上街买小白菜,看美国大片。‘活着’,如此司空见惯,我麻木了。我渴望成为生边缘里,和人,和家属,和护人员站在一起的那个人。”
在重症监护室和精康复中心,周芳待了将近3年。“这两个地方对应着身体或心理方面的创伤,是一种困境。其实,每个人都有困境,如何面对困境,如何获得困境中的尊严与存在价值,这是我想认知的。我想写本身的困惑和成长。”周芳说,与亡过招,过几场硬仗后,对“活着”会有更踏实的想法。“我原来不会做饭,现在能简单地炒青菜、炒,和家人一起吃饭。从亡的雨腥风走过来,会觉得每个细碎的日常都很珍贵、幸福。”
周芳也曾差点被“亡”击倒。“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半年后倒了,自己成了人,在心内科住了两个月。”那是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开颅手术,周芳着墙坚持了6个小时,终于支撑不住。“成了人,到氧舱做。那儿有扇很高的窗户,看不到窗户外的人,只能听到谈笑声。他们在窗外自由地呼吸,买早点、送孩子上学,而我在艰难地补充氧气。呼吸,竟成了生中重要的事。”
“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不可能每天和亡交道,重症监护室确实有它的殊,对人的冲击其烈。有段时间,我几乎每天都会失眠,睁开眼,眼前就是白晃晃的床单。”周芳说,重症监护室的另一个关键词是选择,“在明知可能‘人财两空’的况下,选择坚持还是放弃,是家属难的抉择。”她在书中写道,作出放弃的决定,日后就是“在尖上过日子”。“有位人的已经无法,家人选择他56岁生日的后一天。那天我一进室,看到他的床头立着一张生日贺卡,我的眼泪唰一下流出来了。他的儿子在父亲床前默默磕了三个头,他的两个兄弟不看他一眼,茫然地整理着被子……”
“有时,亡必须要承认、要接受,但亡也有尊严,文学终表达的是人的尊严,包括亡的尊严。体谅每一个放弃的家属和不放弃的家属,就是作为写作者的那点深。”在周芳看来,无论是重症监护室的人还是精院的人,中心词仍然是人。“既然是人,就是写所有的人。亡,人人有份,精疾,同样人人有份,只是我们有时并不愿意承认。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给人提供活下去的耐心。困境考验着人的耐心,我们用肉身与它碰撞,难免遍体鳞伤。有耐心活下去,恰恰就是人间的深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写这样两本书,我是想写成安之书,给人间的困境,一点安、一点耐心、一点深。”
“有人说我在院体验生活,其实,用体验生活来形容我的经验不太贴切。无论身体还是心灵,我也是潜在的,我是在生活,而不是体验生活。”周芳说,“重症监护室”“精院”这些生活现场给了她可靠的写作背景,令她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感认知和生体验,“我和所有人融在一起”。
“当人们谈论这两本书时,我还要重申一句,感谢和致敬护人员。如果说他们是战士,写作者就是阵地里的记者。他们在冲锋陷阵,我从阵地里跑出来报信。”周芳说,在困境中如何自处,处理自己的生,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,“苦难在那里,困顿在那里,作为写作者,不能回避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