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锦诗

壮丽70年 大国栋梁

在北京领完国家荣誉称号章并观礼国庆阅仪式后，樊锦诗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香港，赴“吕志和——世界文明”颁典礼现场领取“正能量”。她在颁礼上表示，保护、研究、弘扬敦煌莫高窟任重道远，守护莫高窟是自己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，也是需要一代代人承的事业。对于名利得失，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。“要是为了钱，我早就离开敦煌了。”说起金，她说，怎么花还没想好，想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。“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为敦煌的文物保护和文化承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。”她说，敦煌是自己一辈子的归宿。在樊锦诗领取“文化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章之前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她。

樊锦诗头发花白，但言谈中却有一种知和优雅的气度。尽管身材有些佝偻瘦弱，她却撑起了半部敦煌史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，上了岁数后看东西有些模糊。除了一些非参加不可的活动，她一般都在敦煌的家中待着。

一辈子帮敦煌“续”

在近出版的樊锦诗口述自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的封面上，樊锦诗这样点评自己：“此生定，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。”

樊锦诗说话语调气定闲。和樊锦诗聊天，离不开她与敦煌结缘的故事。在战年代，樊锦诗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积贫积弱印象深刻。“我在战时期，从小父母就教育我，要热爱祖国，不能当亡国奴。我们从小唱日歌，比如《松花江上》。”在过去那个战的年代，个人是没有安宁生活可言的。“我经历过日本的轰，当时一颗就落在上海我们居住的屋子不远处，地下被出一个大坑。所以小时候整天都提心吊胆。”

1962年下半年，是北大前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，樊锦诗选择了去敦煌莫高窟。这次实习，让她深深爱上了这座艺术宝库。1963年分配，她就到了敦煌，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。1998年，60岁的樊锦诗被任为敦煌研究院院长。20世纪60年代的敦煌，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整日风沙肆虐。因为穷，莫高窟连窟门都没有，风沙直接吹进洞窟里。喝苦咸水，点煤油灯，爬蜈蚣梯（在一根木头上上眼，插上很多短木棍），土屋土炕，冬天漫天风沙时，樊锦诗在窑洞中啃馒头，嘴里也是一嘴沙。冬天冷时，敦煌的气温能达到零下20摄氏度，生在江南的樊锦诗有些水土不服，脚和手都生出冻疮，奇痒无比，冷得不行时烤一下柴火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樊锦诗度过了人生中宝贵的“金岁月”。

一开始，很多文物保护人员没有地方睡，就把过去的马棚当作住处。白天上班时，大家都在各个洞窟里修复文物，只有吃饭时，大家才能见面说上几句话。由于当时非常缺水，洗澡也成了难事。哪怕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，她和那一批文物保护者都选择了坚守。“现在，我们的文物保护手段和投入，跟过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作为一名文物保护者，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逐渐变大的过程，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感到骄傲。”

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樊锦诗每年的提案都聚焦在文物保护事业。为了防止筹建的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可能给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·月牙泉景区环境造成的破坏，她提交了《关于坚决要求改变敦煌—格尔木铁路设计方案敦煌段线路的建议》的提案，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，终促使敦煌至格尔木铁路敦煌段选择了新线路。樊锦诗说，这么多年来，自己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帮敦煌“续”。

“世人都希望莫高窟能够永存，但我们只能延缓，不能逆转。”樊锦诗说，经过近30年的实践，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、矫正、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，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。2016年，“数字敦煌”上线，游客在影院中宛若在石窟中游览。

“老彭是我一生的幸运”

说到日常生活，樊锦诗复向记者调，如果没有丈夫彭金章，自己不可能在敦煌待那么久，也没有今天的樊锦诗。樊锦诗与爱人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。樊锦诗说，当时自己顶多算在敦煌待上一年，就去武汉和丈夫团聚。可在敦煌生活越久，对敦煌愈发喜爱，愈发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的归宿。“敦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一旦你钻进来了，就不愿意出去了。”

1967年，樊锦诗借期来到武汉，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礼，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1986年，因樊锦诗不愿离开敦煌，彭金章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系，调往敦煌研究院。至今回忆起这段历史，樊锦诗仍对丈夫有说不出的眷恋与感激。“我们家老彭是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伴侣。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，是我一生的幸运。”樊锦诗说，“老彭提出到我这边。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，做出了让步。”更让樊锦诗感动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丈夫的名字似乎一直排在自己的后面，身份一直都是“樊锦诗的丈夫”，但他却毫无怨言。

2017年7月29日，陪伴了樊锦诗半个世纪的老伴彭金章去世。樊锦诗是一个别念旧的人。2018年春节，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过。她把彭金章的放在餐桌前，和老彭一起吃了年饭、看春晚。据樊锦诗的同事介绍，老伴的去世对她是个不小的击。从那以后，原本话不多的樊锦诗话更少了。彭金章曾说过，等樊锦诗有空后，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。樊锦诗自从当上敦煌研究院院长，就满世界出差，哪怕从院长职位上退休，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这种“仙眷侣”的日子其实并不长。

让敦煌莫高窟再活千年

樊锦诗对敦煌的热爱深入骨髓，和她聊天，说不过5句话都会绕到敦煌莫高窟上来。“不好意思，又说到敦煌了，这都成职业了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。她表示，哪怕获得了国家荣誉称号，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，而要继续为保护好敦煌生态环境尽心尽力，让敦煌莫高窟的优秀文化能继续承下去。说到文物保护工作，樊锦诗面凝重地说，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，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休息的地步，文物保护的任务依旧非常繁重。她表示，敦煌莫高窟壁画自然破坏来源，第一是风沙侵蚀，第二是岩体裂缝。敦煌在地震带上，一旦有大的震动，连画都掉下去了。第三是渗水，有的地方水渗到缝隙里已经一千多年，裂缝还在发育。水渗进去后不会蒸发，会慢慢移动，壁画的内层渗水后，壁画就会起皮翘起，出现酥碱害。稍不留，一大片壁画就会掉下来。

随着敦煌莫高窟游客数量的逐年增多，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统计，每年5月到10月的旅游旺季，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。而科学测算表明，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2900多人。游客的剧增，对于由泥土、木头、麦草等脆弱材料制成的塑和壁画会带来很大的破坏。

樊锦诗说，莫高窟虽洞窟众多，但每个洞窟的空间其有限，其中85%以上的洞窟面积小于25平方米。游客的持续增多，给文物保护带来大的力。监测数据显示，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，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，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%，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。相对湿度复起伏，是造成洞窟常见酥碱的主要原因。

“游客多，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和研究院的门票收入，但莫高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非常珍贵的艺术瑰宝，是唯一的、不可再生的。我们做工作不能光为了钱，还要为了大众，为了，为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安全与承。莫高窟不只是中国的，也是全人类的，我们要对国家、对子孙后代负责，也要对全人类负责。”樊锦诗说，她和文物保护工作者要做的，就是把开放给文物带来的破坏降到低程度，要让千年石窟“保重身体”，尽量衰老得慢一些，减缓它们被岁月侵蚀的速度，争取让它们再活1000年。“我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为敦煌的文物保护和文化承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。”

“我就是一个文物保护匠”

樊锦诗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来到敦煌莫高窟，50多年扎根大漠，为敦煌石窟保护、研究、弘扬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，被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授予了许多荣誉。但这一次，获得“文化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，向来不苟言笑的她，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

“我只是一个文物保护匠，这么重大的荣誉给我，合适吗？感觉受之有愧，自己做的事微不足道，有些受不起这么大的。这个荣誉不仅是给我个人的，更是给几代莫高窟人和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。敦煌莫高窟是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，我做了17年院长，加上做副院长也不过三四十年，与敦煌莫高窟的上千年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我的前辈们，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，一直做出了很好的表率，我只是接过接力做了一点事，还只是那么一小段。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，可表彰全给了我，说实话，心里有些惭愧。”

樊锦诗说，莫高窟经过70多年的保护与抢救，才能保持到今天的程度，这是几代“敦煌人”的努力，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，不敢贪功。自己当了一辈子敦煌的“守门人”，也算是问心无愧。“我的前辈们给我做出了榜样，他们都是在这里奉献了一辈子。我把敦煌精总结为4句话，坚守大漠、勇于担当、甘于奉献、开拓进取，这些年，我就是按照前辈们留下的敦煌精，一步一步往前走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