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庸生（左二）与吴玉章（左一）、杨闇公（右一）等人合影。记者 郑宇 翻拍

位于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社区的童庸生旧居。记者 郑宇 摄

　　■他是中共四川早期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，中共重庆地委的主要创建者之一。

　　■他制定“务以实力充分”“渐渐发展”的工作策略，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，并在涪陵、綦江、南川、江北、巴县等地建立起了团的组织。

　　■刘伯承曾在信中说：“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，童庸生同志任代表，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忠诚，善于做宣鼓动的好同志。”

　　“真的就把这些书放在我这里了么?”上世纪20年代，巴县长生乡(现南岸区长生桥镇)一间大宅内，一位妇女向一位戴着眼镜的青年轻声询问。

　　“姐姐，就暂时麻烦你替我保管这些书籍，以后我再来取。”说完这番话，男子转身走进了……

　　“这名男子就是我的表外公童庸生，当时他挑了一担书放在我姑婆童显贞家里，再也没回来取过……后来，这担书大多没保存下来，只剩下几本他批注过的，都捐给了博物馆。”9月2日，童庸生的后人张继琳指着她收的童庸生的对重庆日报记者说。

　　积行动，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

　　在巴南区惠民街道宜家桥，有一处已经垮了一半的农家小院。1899年，童庸生就在这个小院里。1919年，20岁的童庸生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，并在那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导师、四川举起共产主义旗帜的第一人——王右木。

　　据《中国重庆历史》(第一卷)记载，担任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学监的王右木于1920年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时，童庸生就是读书会的重要成员。也正是在成都期间，童庸生先后认识了恽代英、吴玉章、杨闇公等人。

　　1922年10月，在王右木的指导下，根据《中国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》和团中央的要求，中国主义青年团(以下简称“SY”)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，童庸生当选为任书记。同样是在1922年10月，中国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重庆团地委”)宣告成立，周钦岳当选为任书记。

　　1923年初，一直在成都从事团的工作的童庸生回到重庆，受聘到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担任教员。此间，他一边按照团的宗旨积开展活动，一边去函向团中央请示，在积发展和训练新团员的同时，制定了“向机活动，务以实力充分”“渐渐发展”的工作策略，得到团中央的批准和支持，使重庆团的发展日渐走向正途。在童庸生、杨闇公等人的努力下，涪陵、綦江、南川、江北、巴县等地很快也建立起团的组织。

　　“重庆多地成立团组织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。”重庆市委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介绍，重庆多地的团组织成立后，在继续宣马克思主义，参与和发动以学运和工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，对推动重庆地区革形势发展作出了开创贡献。

　　顾全大局，童庸生帮助杨闇公加入重庆团地委

　　“回顾童庸生的革生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他的身上不仅有着为民族立、国家富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求索精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总是勇担责任，顾全大局，为了的利益呕心沥，不遗余力。”黎余说，这在他促成杨闇公等人加入重庆团地委之时别明显。

　　史料记载，1924年1月，吴玉章、杨闇公等人在成都密成立中国青年(以下简称“中国YC团”)，并在《中国YC团纲领》指出，解决世界和中国的问题，惟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方式，实行革为适合。

　　“不久后，杨闇公等人就得知了中国成立的消息，在详细了解了中国成立经过和活动况后，杨闇公意识到，中国YC团已无存在的必要，但YC团中的傅无双等人表示对，双方意见产生分歧，一时难以统一。如何妥善解决YC团的问题，也成了摆在杨闇公等人面前的难题。”黎余说。

　　考虑再三后，杨闇公决定与中国主义青年团合作，尽快解YC团，并按照中共章标准吸收符合条件者入。“在接到杨闇公等人的请求后，受团中央委派，童庸生作为重庆团地委的代表，与杨闇公商议YC团与重庆团地委的合作事宜。”黎余说。

　　“在杨闇公的日记里，对此次合作也有着明确的记载。”黎余说，杨闇公就曾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午间赴庸生处，筹议对于YC与SY今后合作的方向。这个问题，确实关系很大，我们稍一处置不当，就会种下今后的因。”

　　1925年1月23日，在位于成都市娘娘庙附近的杨闇公住所，童庸生将促成中国YC团与SY合作的《致蓉YC的一封信》交给杨闇公。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感受：“晨起庸生即来寓，给蓉YC一信，我们共同署名，促其与S校合作……”

　　“在童庸生等人的努力下，杨闇公于1924年9月加入重庆团地委，并于1925年初加入中国；不久，吴玉章经童庸生、赵世炎介绍也加入中国。杨闇公、吴玉章在加入中国后，主动宣布解中国YC团。”黎余说。

　　惹恼阀，刘湘点名缉拿杨闇公童庸生

　　“舅舅，有人来了。”1925年的一天，童庸生的外侄女赵佐珍跑进屋内，对正在开会的童庸生说。

　　“撤！佐珍，等会儿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没有见过我。”童庸生说完，就从后门离开了。

　　看着童庸生离开，赵佐珍才开了大门。

　　“你看到一个戴眼镜、穿灰布长衫的人没有?”门外，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问。

　　“没有，没有……”赵佐珍话音未落，几个人又往外追去……

　　“自1925年加入中国后，童庸生以更加高涨的热投入到重庆团地委的工作之中。”黎余说，据《杨闇公日记》记载，为了吸引更多进步青年加入SY，童庸生经常带领前往校外进行演讲。“我曾经听我婆婆说过，表外公说话声音洪亮，演讲别有说服力。”张继琳说，有一次在演讲中，童庸生指着长江中横冲直撞的外国轮船控诉国主义的罪行，还摘下自己的帽子，问在场：帽子的材料多少钱？帽子做成后在市场上又卖多少钱？工人得到了多少工资？资本家又从中赚了多少利润？以此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含义。

　　就是在不断演讲的过程中，童庸生被当时的四川阀刘湘盯上，刘湘曾点名要缉拿杨闇公和童庸生两人。“从宜家桥到重庆城，一般都要经过巴县长生桥，以前舅公总会在路过时到姑婆家坐一坐。在刘湘下令抓捕后，为了不连累家人，舅公几乎很少回家。”童庸生的外侄孙赵朝敏说。

　　杨闇公曾在日记中称赞童庸生：“庸生真是同人中的健者，他精贯一的样子，在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得出。他是一个勇于敢为，富有思想的和机变的人，不是其他许多有信仰而无实行的勇气方法的人可比拟。”

　　顺泸起义失败后，童庸生潜行出川，由中国保送至苏联东方大学学习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童庸生从苏联回国后，在上海乘船返回重庆的途中失踪。

　　“1956年，刘伯承在写给时任四川省委负责人李大章的信中说‘我于1926年在四川担任顺泸起义总指挥时，童庸生同志任代表，这个同志是一个对革忠诚，善于做宣鼓动的好同志。’”黎余说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、新的历史起点上、新的发展进程中，当代员要向童庸生学习，坚持理论自信、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决不彷徨，决不动摇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。 本报记者 琪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