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市检察院出台全国个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监督规定，是继2016年重庆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后，又一次在全国率先完善该制度的索。

　　司法责任制下，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又要求赋予检察官更大的办案自主权，自由裁量权的增大是否有“脱轨”失控的风险？

　　对此，重庆市检察院不仅以全方位、成体系的制度设计回应了这一质疑，并推动完善这一刑事诉讼制度重大变革，在司法领域推进理体系和理能力现代化。

　　杜绝“绝对权力”

　　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“制度保险”

　　“重庆市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出台的这项《重庆市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规定》，具有标志意义。”12月9日，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组长、市检察院组成员刘艳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　　刘艳红所说的标志意义，仅从这份规定的名称即可看出端倪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2014年10月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，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

　　即便用严谨的法律术语描述认罪认罚从宽这一概念也并不复杂，即对罪嫌疑人、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对指控的罪事实没有异议，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　　2016年8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表决通过，授权“两高”在全国18个城市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，试点期限为2年，重庆是试点城市之一。

　　2018年10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决定》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确立。

　　作为试点城市，重庆也在积索。

　　两年的试点期内，重庆市检察机关共起诉认罪认罚从宽案件16836人，占起诉总数的74.92%。同期，已判决案件上诉率仅为1.56%。

　　2019年10月30日，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会在重庆召开。

　　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被推上前台，即掌握了裁量权的检察官，如何有效监督？

　　刘艳红坦承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一定的控辩协商成份，绝大多数案件实行效率导向，客观上要求赋予检察官更大的办案自主权；加上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叠加效应，大多数案件捕不捕、诉不诉，定什么罪、量什么刑，检察官俨然具有了“绝对权力”。

　　“检察官手中权力更大了，在外界看来，他们被腐蚀、围的风险也增加了。”刘艳红表示，此次出台的《监督规定》正是为了化对检察官的制度监督。

　　“‘绝对权力’存在的可能必须杜绝，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落实中不走样。”刘艳红表示，重庆希望为此率先趟开一条改革之路。

　　严防“认罪真从宽”

　　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将接受全监督

　　《监督规定》共计6章30条，密织了一张从监督主体到监督重点，从监督方式到责任追究的监督网络。

　　重庆市检察院专职检委会委员潘祥均表示，在这张监督网络中，监督主体被细分为纵向监督和横向监督两个主体，即检察委员会、检察长、部门负责人、上级检察院的纵向监督，以及业务部门、综合业务管理部门、检务督察部门、纪检监察机构的横向监督。

　　尤值一提的是，上述所有监督主体都有非常细化的监督责任，无论是怠于行使还是不当行使监督权，都将承担相应责任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还将追究司法责任。

　　“坚决防止‘认罪真从宽’。”《监督规定》的起草者、重庆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曾庆云表示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包括罪嫌疑人认罪是否自愿、真实等6大要件，而这也成为监督的重点内容之一。

　　同时，是否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、检察官提出或者调整量刑建议是否有事实依据及符合法律规定、是否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等方面的内容也纳入重点监督内容。

　　“司法领域控辩对式的诉讼模式正在向控辩协商模式转变，这是现代刑事司法的趋势。”曾庆云表示，正因如此，控辩协商绝不能演变成“人交易”或“权钱交易”，而要实现这一点，就需要科学完善的顶层设计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《监督规定》在充分化系统内部监督的同时，还明确引入了“外部监督”。

　　《监督规定》第五章就是“外部监督”条款，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按照规定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。对公开审查、公开听证的认罪认罚案件，应当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，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案件事实、的认定和案件处理的意见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还明确检察机关与查机关、监察机关、人民法院互相制约的原则，定期收集上述单位对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意见建议。

　　后，《监督规定》明确规定，必须按照规定公开案件程序信息、重要案件信息和法律文书，接受监督。

　　兼顾司法公平和效率

　　在敢用愿用会用善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下功夫

　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究竟意义何在？事实上，在法学界有一句流很广的话，叫做“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”。英国有一句法谚也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，即“迟来的正义非正义”，都调了及时惩罪的重要。

　　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大的优点在于平衡了公正与效率。”重庆市检察院检察一部主任孙琳表示，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实体上从宽处罚、在程序上从简处理，有利于优化配置司法资源、准确及时惩罪，有利于化解矛盾、减少戾气、促进和谐。

　　孙琳解释，这项制度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脉相承，积借鉴了国外控辩协商中适合我国国的合理要素，旨在索以宽容为价值追求的合作型诉讼格局，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场重大变革，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，是国家理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。

　　“作为一线检察官，我们非常期待《监督规定》的出台。”一位身处办案一线的检察官坦言，近年来随着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加大，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，客观上倒让办案检察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畏难绪。

　　“就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存在‘不敢用、不愿用’的矛盾心理。”这位检察官解释，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之前，“从宽”这一概念是一个高危敏感词，“什么才叫合法从宽？什么又是失之过宽？”

　　而《监督规定》的出台，让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精准界定。

　　“良法促善，重庆希望继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后，再为这一司法体制改革作出更进一步的索。”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表示，重庆检察机关先行先试，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取得明显成效，下一步将在检察官敢用、愿用、会用、善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下功夫，让司法的公平和效率得到尽可能平衡。本报记者 陈波 通讯员 马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