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群孤苦的无家可归者，因为种种原因走失、流浪到城市的角落。他们有的从小被拐卖或遗弃；有的由于身体残疾无法自理、无法与人交流；有的因为精疾或智力障碍回忆不起自己的姓名和住址……在上海，救助管理二站成为这个弱势群体难得的心灵港湾。

上海救助管理二站（以下简称“二站”）是直属于上海市民政局的一家全财政拨款事业单位，承担上海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。上海各区县和市救助站暂时收留的自愿接受救助者，如果短期内无法核实身份地址，就会汇集到二站。他们滞留在此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“10天短期救助”期限，有的甚至住了10多年。

二站的工作人员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受助人员生中的“过客”。在二站宿舍的一面心愿墙上，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“想回家”“想爸爸妈妈”“我要和女儿一起生活”，有的则画了一栋房子的模样。

为了用更多办法帮助长期滞留的受助人员找到家，二站从2015年开始建立一支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，发挥身体壮、思路活跃的年轻人生力作用，用社工活动、智慧公安合作、跨省甄别、全国联动等方法帮受助人员找家，大大提高了寻亲甄别的成功率。

2300公里回家路

二站这支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，从甄别科、管理科、社工科、务室、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等各部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招募队员，目前已经壮大到30余人，平均年纪30岁左右。1982年的甄别科副科长祁巍是突击队的队长，2002年入站工作后一直从事救助管理一线工作，是队员们心中有经验的领队。

2017年，在街头流浪的王元珍奶奶被民送到二站照料。王奶奶有认知障碍，当时身体状况差，各器官都在衰竭，送到定点院救后，只能依靠营养液维持生。祁巍和队员们坚持不懈地去院找王奶奶聊天、梳理线索，后来终于通过志愿者团队帮助，得到了老人的疑似信息，并成功联系到她的家人。

王奶奶的老家在云南省永善县，她的儿子已苦苦找了她两年。祁巍告诉记者，王奶奶的儿子家庭十分贫困，但人很孝顺，当时带着母亲在嘉兴工，母亲因为认知障碍而走失，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接到二站的电话后，王奶奶的儿子向亲戚朋友借了2000元，从老家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上海，终于在院见到了母亲。在场的队员们都被母子相见的场景感动了：本来意识已经逐渐模糊的王奶奶，被儿子一口一个妈地叫着，看到儿子手机里孙子的，竟然回过来，盯着手机看了好久。

按照二站的正常工作流程，找到亲人就算任务完成了。但当时家属告诉队员，当地的习俗是老人一定要落叶归根，如果儿女不能完成老人这个心愿，就是大的不孝，还说“背也要把她背回云南，万一路上不行了，也要把她的骨灰带回去”。面临老人差的身体状况和儿子的孝心，队员们既感动、又为难。“我们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、也没有办法把她带回去。”祁巍说。

突击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一况，领导决定派青年突击队成员护送王奶奶回家，并负担全部路费。经过前期预案准备，今年6月1日，祁巍和生刘晓星以及一名救助管理员带着王奶奶踏上了漫漫回家路：先坐30多个小时卧铺火车到云南曲靖，再由当地救助站派车接力，坐10多个小时的车到昭通。车子在后不到200公里的崎岖山路开了6个多小时，队员们都出现了高原应。

生刘晓星回忆说，一路上队员们轮流值班，和王奶奶的儿子一起照顾老人：每4个小时一次鼻饲、按时喂水，伺候大小便、清理呕吐物等。“老实说，我们这个年代的生子女谁也没伺候过老人，第一次上手都不知道怎么做。但我们4个人路上互帮互助，都希望她健健康康、干干净净地回家”。

6月3日晚，王奶奶终于安全回到老家，儿子抱着母亲说的一句“妈，我们到家了”，让队员们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。在为老人做了检查、留下品和嘱后，队员们才返程。

后来，队员经过回访得知，王奶奶回家后，恢复到了正常水平；本来要靠营养液维持生，如今已经可以简单进食了。“这也许就是亲的力量吧。”祁巍说。

祁巍还告诉记者，自己是运动员出身，1994年被招入伍，12岁就离开家一个人生活，直到退役后才回到上海工作。“我更加能够体会到不在父母身边的感受，其实每个受助人员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我们再辛苦也不要紧，能圆他们回家梦，就是我们大的梦想。”

他们的问题不只是疾

32岁的突击队员、务室生刘晓星2018年来到二站，此前她在徐州儿童福利院工作了7年，主要负责孤儿和残疾儿童的和康复。在二站，她和另外7名护人员一起，负责查房和务工作。和受助人员朝夕相处，她渐渐感受到，“他们的问题不只是疾”。

刘晓星告诉记者，二站的受助人员大部分有精方面的问题，且因为进站前在上长期流浪，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不同，会有一些染疾和罕见，有的还有自残和攻击倾向。考虑到这些殊况，二站近年来与定点院和精卫生中心等机构合作，由务室成员带着他们外出。

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姓卢的女孩。小卢目测约20岁出头，但智力水平低下，只能和人做简单交流。几个月前，刘晓星查房时发现小卢的手复破损，给她涂了、甚至去院换了，伤口还是不见好。这让刘晓星觉得事有点奇怪，“也许不是手破的事”。

经过刘晓星连续几天主动聊天，小卢终于开口承认手是她自己抓破的。原来，她是想让刘生再来看她，才复地抓破手。明白了事原委，刘晓星心疼了，她耐心地告诉小卢：你不抓破手，我也会来看你的；你只有好好的，大家才能跟你一块儿玩呀。果然，小卢的手很快痊愈了。

“我们这边有些小朋友，意识比较差，又没有家庭关怀，他们很渴望关爱。我们只是每天查查房，他们就觉得你对他挺好。能获得受助人员的认可和信任，也是我们的工作获得成就感的地方。”刘晓星说。

在二站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

来自管理科的突击队员鲁文娇说，自己印象深刻的是一位50多岁的龚阿姨，在2014年来到二站前，已经在上流浪了25年，曾被多次拐卖，一口牙齿都被光了。因为长期受到非人待遇，龚阿姨有精障碍，惕很高，很少说话，尤其不愿意跟男说话。

5年来，鲁文娇一直负责照顾她的衣食护理；去年，二站根据线索找到了龚阿姨的疑似信息，突击队员们带着她去了云南甄别。也许是路上的风景触动了龚阿姨的记忆，她一直向鲁文娇倾诉，后在当地救助站的协助下找到了家。看到家属们相拥痛哭、用当地高规格宰羊迎接这位母亲的归来，鲁文娇觉得又高兴又心酸。

还有一位曾在二站住了9年的女孩晶晶，来的时候只有十几岁，不能清楚地说话、自己穿衣，管理员们就一点点地教她，后来她不但学会了穿衣、叠被，还能帮助别人吃饭、穿衣，甚至上台表演。今年年初，二站通过和智慧公安合作，找到了晶晶的父母。原来，晶晶小时候因为生发烧智力欠缺，9年前在跟随父母到上海工时不幸走失。“家人团聚的场景非常感人，他父母说谢谢我们的救助，我们还回去一个健健康康、白白净净的女儿。”鲁文娇说。

好像一座孤岛

在青年突击队员的努力和各种力量的帮助下，二站的一些受助人员找到了家，但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幸运。二站副站长计琼告诉记者，目前二站共救助了将近660名人员，今年，甄别成功率从过去常年保持的23%提高到了35%左右，其余人员只能继续滞留，而且因为记忆的淡化，滞留时间越长就越难甄别成功。

“尤其是不会读写、又不会规范手语的聋哑人，我们称为‘土哑巴’，他们就像一座孤岛，难以沟通交流。”计琼说。

在二站，每位或从市站送来、或由民、好心人送来的受助人员都有一份求助登记表，记录着他们走失时的地点、衣着、年龄等信息；二站的档案还每年记录他们的健康状况。

这天，来自管理科的突击队员张琪正在跟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孩“老二”谈心。张琪翻出老二的档案，显示他于7年前在上海松江走失，当时自称5岁，怀疑有自闭症。老二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大名，只知道家里有父母和奶奶，也说不出地址。这些年，二站的工作人员不断和他谈心，希望从乡音中找出线索。

计琼告诉记者，老二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把筷子叫做“怼”（音），又形容老家常吃一种“外面红的，里面白的一片片”的水果，分析为山竹。经过资料查询，基本确定老二是闽北人，但仅靠这样的模糊线索，至今还找不到确切地址。

另一名年轻的聋哑女孩被大家称为“小哑巴”，她虽然有一定的读写能力，但就是记不起家庭地址。二站的团支部书记姜骊嘉告诉记者，“小哑巴”曾经写过好几个地址，包括河北沧州、河南开封等，突击队员们不止一次带她外出甄别，但都失望而归。“她写的都是食品厂的地址，可能是平时在包装上看到，就记了下来。”姜骊嘉说。

遇到被故意遗弃的孩子，成功找到家的几率就更小。计琼说，二站有一名十几岁的小马姑娘，几年前被送到二站时，身穿一件新的红羽绒服，带着一包食品，怀疑是因为自闭症而被遗弃。这些年，社工一直尝试和她交流，虽然小马已经可以和人简单沟通，但仍记不起家在哪里。

计琼介绍，近年来，有不少力量在帮助着二站：智慧公安、头条寻人提供寻人线索；“牵手上海”、“克切拉之家”、启星学校、上海银杏老年公益基金会等机构提供志愿服务；二站发起的全国寻亲甄别联动机制，为跨省甄别团队提供语言风俗、交通保障等便利。在此基础上，二站还在不断索新的救助管理模式，例如下一步就要成立青年突击队工作室，归纳出寻亲甄别白皮书。

但救助站的工作还是太“低调”了，不大为外界所了解。计琼告诉记者，工作人员曾多次遇到这种况：好不容易为受助人员找到了家人，电话过去通知，却被对方怀疑是诈骗、销的；甚至自己市委校的好多同学，都问她“救助站是干嘛的”。“还是希望能更加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救助工作。”她说。